1949,一名国民党老兵的上海往事

发布日期:2019-03-15 00:18:42   所属分类:甘肃报道

  往事并不如烟,70年前的“东方巴黎”——上海正处在黑暗与黎明交替的重大时刻。随着人心丧尽,国民党在这里的统治已走向终结。70年过去,这段历史不只尘封于故纸记载之中,也长在一些人的记忆里。

  近日,台湾地区的《传记文学》、《亚太防务》等媒体相继发布了相关题材的报道。其中,随国民党溃军逃到台湾的胡子丹等老兵回忆了在上海的最后时刻,他们的文字很好地解释了,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,为什么选择了解放军!

1949,一名国民党老兵的上海往事

1949,一名国民党老兵的上海往事

面容滑稽的国民党党棍们在外滩造势游行


  信心消失不见,起义接二连三


  信心是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,但在1949年初的上海,国民党根本无法奢谈信心。单就胡子丹所在的国民党海军来说,接二连三的起义便是例证。

  这是胡子丹在当年2月25日所写的日记的一段:“今天我轮二更到四更。忽地,总部有电,明码是‘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’的‘却顾所来径’。我用舰内话筒告诉在驾驶台值更的通信官,他闻报立即下来,会同我的钥匙打开密码箱,译码的电文吓坏了我们,他匆匆去了舰长室,电文是‘重庆舰失去连络!周知所有舰艇,如有发现立即报告’。”

  彼时,国民党军威力最大的就是刚从英国接回的“重庆”号轻巡洋舰,但舰上官兵痛恨内战,面对这个行将就木的反动政权,他们决心弃暗投明,于25日凌晨在上海吴淞口起义,秘密驶往解放区。重庆舰起义,如同给国民党当局扔下震撼弹,胡子丹说:“所有国民党军舰只要被重庆舰发现,准死无疑,而且死得不明不白,因为它看到了你,你没有看到她。雷达和声呐的视距或声距,重庆舰都遥遥超先,彼此的射程也差得太多。”

  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试图组织“讨伐舰队”,可手下的舰长没人愿意去送死,国民党只好改派空军去轰炸重庆舰。最终,为保证舰员安全,保持舰体和武器设备的完整,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,重庆舰自沉在葫芦岛。消息传来,胡子丹在日记中写道:“宁可信其真,不敢信其不真。”

  继重庆舰起义后,江阴要塞又起义了。该要塞是舰船通行长江的关卡,也是江南江北的战略孔道,素有“江防门户”之称。1949年4月23日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、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,江阴要塞战地起义,使解放军在东线顺利过江,轻取苏州、无锡,切断沪宁铁路和宁杭干线,为聚歼宁沪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。

  起义中,也有一些国民党官兵负隅顽抗,最终被我军击毙或俘虏。后来,国民党为这些人举行追悼大会。胡子丹在4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会场气氛悲伤低迷”,追悼大会主持人“致词慷慨激昂,哭号凄厉,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,都被感染得泪洒满襟”。我觉得,他们既是在哭战友,也是在哭自己昏暗未明的前途。

1949,一名国民党老兵的上海往事

混乱的上海市面充斥着投机与抢劫


  货币贬值惊人,民不聊生


  当国民党军人纷纷对主子失去信心转而起义后,经济上的混乱与崩溃也使国民政府失去了民心。

  面对财政危机,国民政府一面增加苛捐杂税,一面滥发纸币,靠通货膨胀弥补赤字。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20万倍。上海5家专门印钞的印刷厂,一分钟就可印制1600万元纸币,日夜开工,仍不能满足需要,甚至还要到英美等国去印,后来只好发行10万元面额的大钞。当时舆论嘲笑,百业萧条之际,国统区唯一兴旺的工业是印钞业。

  滥发纸币的结果必然是物价飞涨,法币失去流通信用。无奈之下,1948年,国民政府颁布币改法案,用金圆券取代法币,但它也迅速贬值,惹得物价继续暴涨。金圆券发行之初,50万元算是很大的财富,可强制兑换2500两黄金,到后期只能买一盒火柴,用一袋金圆券,购不回一袋大米。胡子丹记得,每次部队发慰问金,大家都要拿袋子去装一捆捆的金圆券。当时金圆券贬值快得吓人,不是“早晚市价不同”,而是分分秒秒不同。人们说:“夜晚人要睡觉,物价可不睡觉,早晨开门一看,又涨得高高了。”

  胡子丹眼中,“1949年一开始,上海就延续了1948年的疯、乱、不安定,更疯、更乱、更不安定,而且有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。金圆券的贬值,军人每次领了饷,立刻快马加鞭往街上跑,以便碰到第一个买卖银元的人,向他购换袁大头。买包香烟,居然要好几捆金圆券,常常看到有人提了一小袋钞票乘电车。”钞票的不值钱,让很多人倾家荡产,自杀者时有所闻。

  金圆券的发行和破产促使国统区的经济迅速走向总崩溃,不但把老百姓拖入贫困苦难的深渊,也引发空前的政治危机,使各阶层人民彻底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,而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期待。

1949,一名国民党老兵的上海往事

国民党军发饷最需要袁大头银元


  争先恐后,纷纷出走


  经济崩溃、民不聊生中,国民政府却并不缺钱,而是一趟趟往台湾运送黄金。据统计,最后运存台湾的资金数量约等值于700万两黄金之巨。运送黄金的行动是偷偷进行的,但在当时也是“公开的秘密”。

  在1949年3月28日胡子丹的日记中描写了运金砖的场景:“晚餐后,我在驾驶台欣赏街景,忽然有好几部军用卡车停在路边,咚咚咚,近百名士兵跳下车,双手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,碎步向马路的横断面散去,四处放置警示架,宣布临时戒严。我眼见对街中央银行的巷子里,开出来好几辆盖棚的货车。它们一辆辆驶靠‘太康’号身旁,‘美和’号左舷也停了好几辆。从车上卸下一箱箱,看不出是木制还是铁制,沉甸甸的,两人四手捧着,横了身子送上‘太康’号,现场少了应有的吆呼声,直觉有点怪异,神秘兮兮。肃杀的气氛紧张了约莫3个多小时,货车不见了,士兵们也随卡车走了,红灯恢复了,和绿灯交换明灭,也恢复了夜上海的多姿多采。有人猜,又是运金砖。”